读懂政策大势｜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七大导向研判

前言

一直以来，国资国企改革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战略部署，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在此背景下，本文根据近期党和国家重要政策文件，梳理研判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七大重要导向。

导向一：进一步突出企业的主体定位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阐述经历了持续演进：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再到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这一变化折射出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资监管思路的深层转变——从过去强调推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转向更加注重国有企业功能发挥与核心竞争力提升，不再单一强调管资本，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也不再单纯以盈利能力为评价依据，而是从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考量。

导向二：更加强调聚焦主责主业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布局，但同时也普遍存在大而不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国有企业亟需聚焦主责主业发展，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从近期国家政策导向看，聚焦主责主业发展的重点工作包含两大方面：

一是强化布局指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目录，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二是加强企业主业管理。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表示，“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通过加强主业管理，将行业布局从97个压缩到20个，“十五五”期间将通过完善企业功能分类、优化调整主责主业、健全无关多元经营管控等方式，持续强化国有企业的主业管理。

导向三：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全球第10位，研发投入规模位居全球第二，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亟需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

推动国有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需从多方面发力：健全国有企业推进原始创新制度安排、强化国有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与动力等。唯有如此，方能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国资力量。

导向四：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

原有国有企业经营考核主要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责，通过在考核评价指标中设置履行重大战略、承担重大任务的评分指标，体现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贡献。但这一模式存在评价主观性强、指标量化程度不足、评价主体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未能真实有效反映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与价值。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可以预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将围绕落实宏观政策、实施重大战略、履行安全责任、引领产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向，建立科学客观、可量化的评价体系。与此同时，还将建立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度，构建导向精准的分类考核体系，充分体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

导向五：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提出以完善公司治理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由此可见，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工作。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必须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强化董事会履职责任和能力；聚焦难点痛点深化制度改革，严格落实管理人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按照“规范高管、激励研发核心骨干和高技能人才、倾斜一线”的原则，一体化推进薪酬管理。

导向六：进一步强调国资监管护航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国有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有效保障。面向“十五五”，我国经济、社会、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重塑企业发展环境，对国有企业强化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发挥创新引领、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等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给国有资产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持续完善国资国企改革体制机制、护航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预计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将在健全高效顺畅的监管协同机制、加快推进穿透式监管、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强化参股股权监管、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推进国资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生物制造、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资产形态和业务模式日益复杂，数据资产、人工智能生成物、空域资产、碳汇资产、虚拟货币等新型要素资产不断涌现，对国资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探索建立“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以增强新兴领域监管的适配性和覆盖面。